地名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符号之一。很多地名都有其特殊的含义，有的富有文化底蕴，有的承载历史风云，有的祈求平安，有的寄托追思。西宁，历史上曾先后被称作西平亭、西平郡、西都县、鄯善镇、鄯州、西平、鄯城县、青唐城等，直到北宋崇宁年间，才定名“西宁州”，并一直沿用到今天。和西宁一样，西宁周边的一些地名也是几经变化最后才得以固定。
新增堡 新增堡，湟中多巴镇曾用名。多巴，地处富庶的西宁西川中部，背靠白象山，前临湟水，左连西宁，右控进藏大道，后依西纳川，前制大小康缠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早在东汉时，这里就设有临羌新县，作为丝绸南路上重要节点，这里货物山集、人流如潮，“中外商贾咸集，成大市焉”。北宋时，多巴作为唃厮啰政权的军事重镇，是其首府青唐城的西部屏障，由于音转的缘故，史料中亦称作林金城、林檎城、历精城、临谷城，史载唃厮啰第二代首领董毡的母亲乔氏，曾率部驻守历精城。北宋徽宗崇宁元年(公元1102年)，宋军攻打青唐政权，“三年四月十二日，王师入青唐城，十三日复林金城”，在改青唐城为“西宁”的同时改林金城为“宁西城”。元明间，原属隆卜族的多巴族居牧西川，以族名命名聚居地，始有“多巴”的地名出现，《秦边纪略》中记载：“此名不出于昔，盖新创也。”清初康熙、乾隆年间，官府曾将多巴改名为“新增堡”，并载入《西宁府新志》中，但没被老百姓认可，至今仍称多巴。
白塔城 白塔城，大通城关镇曾用名，也称毛伯胜。大通城关镇曾是大通县县城所在地，这里“大寒(指达坂山)作靠，金蛾(指娘娘山)为屏，西倚黑林(指黑林峡)，东锁峡口(指宝库峡)”，川原平衍，土地肥沃，旷野之中，古时曾建有一座古塔，塔身遍涂白灰，人称其为“白塔儿”。塔旁长堤数里，古树阴翳，每至春末夏初，绿荫遮地，满地生凉；远望塔树，浑然如画，因而成为古大通八景之一，名曰“古塔春荫”。明初永乐年间，巴沙、昝咂诸部多次侵略白塔城，致使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侵害。明天顺七年(公元1463年)，镇守甘肃的副总兵毛忠奉命随总兵卫颖率官军由驼驼山出师，大败巴沙、昝咂诸部于白塔城，毛忠因功封伏羌伯。经过这次大战，巴沙部落受重创，很快散弱，再也难以对西宁卫构成威胁。人们怀念毛忠功绩，父老耳口相传，俱指白塔城为当年战场旧址，为伏羌伯毛忠取胜之地，久而久之，又省略为“毛伯取胜之地”，后更省称为“毛伯胜”了，因而成了这里的地名。清雍正三年(公元1725年)，官府督军民在古塔西侧筑城一座，设参将驻守，因塔名城，人称新筑城为“白塔儿”“白塔城”。乾隆九年(公元1744年)，鉴于北大通城太偏北，不便于管理今大通地区，大通卫守备孙捷会同西宁道佥事杨应琚在白塔城修建卫署，迁大通卫治于白塔儿。乾隆二十六年(公元1761年)，大通改卫设县，县治即设于白塔城。自从白塔儿成为大通县治所在地后，人们亦称其为“城关”。
威远镇 北魏时，沙塘川一带称为甘夷川，《水经注》中有记载，《西宁卫志》记为沙棠川。宋元时，威远镇一带为军马放牧地。明永乐四年(公元1406年)在此置“牧马苑”，当年冬十月，川名遂改为“广牧川”。明嘉靖十四年(公元1535年)，曾选址草创土城，名威远堡；万历三十四年(公元1606年)，鉴于当时严峻的军事形势，明王朝根据总制延绥、宁夏、甘肃三镇军务的杨一清建议，大修边墙（即明长城），并连筑威远、平虏（在今大通）、伏羌（在今湟中）三城，经大规模整修的广牧川城堡即“威远城”。威远城城垣东西宽125丈，南北宽118丈，高3丈，根厚24丈，顶宽1丈，有游击驻守在这里，所以又称“威远营堡”“游击营”。清康熙十三年(公元1674年)，设过都司(地点在原城内中街)。1930年互助建县后，威远堡改名为威远镇，一直是历届县政府所在地。
桥头镇 桥头镇，原称“桥头”，是今大通县县治所在地。明代前期，桥头地区未得到开发，只有西面山脚下有一村落，史称“渔樵堡”，那里山中产煤，人们称“其煤色黑如漆，坚如石，遇火则燃，质细灰白，全湟赖以为薪焉。”明代中后期，西宁卫边患骤起，明王朝大修边墙(即明长城)。长城从大通河畔修起，越今南门峡，出东峡，在今桥头地界苏木连河处，建起一座水洞榨。水洞榨不但起到了军事防御作用，而且也为人们过河提供了一定的方便，久而久之，人们把这里称作“峡口”。边患结束后，人们又在苏木连河水洞榨的基础上，改建为桥，定名“永安桥”。据史料记载，清同治、光绪年间，西宁镇总兵何作霖、邓增等先后投资金娥山麓的煤窑，随着采煤矿工的迅速增加，永安桥头马车店、小饭馆、小商店、小旅馆纷纷涌现，人来车往渐显繁华。清光绪、宣统年间，曾对永安桥进行过大的维修，民国二十年(公元1931年)，当局拆除了旧桥，在原址修建了4孔、长15米的握梁式石墩木桥，定名“济通桥”，据《大通县志》记载：“桥头之名，从此开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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